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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学报

吴歌唱响在新时代的春天里

2月5日,记者来到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紫芙社区,看望90岁的白茆山歌歌手、吴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陆瑞英。“快进来,下雨了!”尚未进门,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,随即,一位体态微胖、满面红光的老太太迎上前来——她就是在常熟四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山歌“金嗓子”陆瑞英。如久别重逢般,我们自然而然聊起她唱了一辈子的山歌。

吴歌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其典型代表为白茆山歌、芦墟山歌、河阳山歌。江南鱼米之乡有如沃土,一代代山歌手拔节生长,吴歌唱响在田野里、舞台上,并多次走进高校、中南海等大雅之堂,为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。多方呵护下,有如天籁自鸣的吴歌,唱响在新时代的春天里。

来自土地深处的歌声

顾颉刚《吴歌小史》中说:“吴歌最早起于何时,我们不甚清楚,但也不会比《诗经》更迟。”

生在歌乡,从小听祖父辈唱山歌、讲故事,这是山歌手们普遍的成长环境。

陆瑞英从六岁起跟着祖母纺纱织布。纺车转了,祖母的山歌、故事开场了。大鲇鱼相助开通白茆塘、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……陆瑞英夜夜听祖母唱山歌,肚子里积累了大量山歌和民间故事。

等到陆瑞英13岁的时候,农忙季节,同村的叔叔伯伯带着她去外村打短工。下田了就开始唱山歌,最长的《盘螃蟹》,从一只螃蟹盘到七十二只螃蟹,要盘五六个小时。“唱唱山歌散散心”,唱歌减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劳累感,一天的田里生活也就很快过去了。

唱山歌最热闹的场景当属对歌,对歌活动通常在夏秋之际的农闲季节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的《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》一书中提到,“到了对山歌的约定日子,一河两岸人头攒动,河里挤满了船……”“台上台下,岸上水面,你唱我和,尽情高歌。”

陆瑞英家后面,就是昔日热闹的对歌主场——白茆塘。她告诉记者,对歌主要是选定歌手和军师。军师也是山歌高手,他们未必唱得最好,但有立地编歌的高强本领。等到老歌对光了,军师就派用场了。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新编山歌提示歌手,突然掼出来为难对方。这时候文化再高也没有用,要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。对方的军师赶紧根据问题找答案,然后编成押韵的歌叫歌手再唱回去。

本传山歌为后人保存了长篇山歌。记者在张家港凤凰镇的河阳山歌馆看到一只做工精致的小木箱,分上下两层,每一层又有好几格。上层放笔墨纸张,下层放山歌本,还可以放干粮。这只小木箱在当地叫“小巾箱”。对山歌结束后,不论输赢,接下来就是传歌,相互抄歌。很多长篇山歌都是在这种时候得以传承的。

生活中不光是劳动,还有精神世界的展示部分。吴歌中最具艺术性的是爱情歌曲,历来被研究者关注。其中尤以芦墟山歌收藏的《五姑娘》最为著名,传唱久远。这是一首长篇叙事民歌,讲述了长工徐阿天和地主的妹妹五姑娘的凄美爱情故事。在当地,也有不少唱着山歌终成眷属的美满爱情故事。结婚后,他们一起生活、劳作、唱山歌,同时,又把自己钟爱的山歌传给儿孙。千年吴歌,靠着家族间世代传承,生生不息。

多渠道传承

吴歌不光积淀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,同时也在契合时代需求,努力调整自己。白茆山歌学会会长邹养鹤告诉记者,只有跟着时代走,改变一成不变的思路,吴歌才能焕发生命力。

陈泳超认为,苏南城镇化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,原先大规模的、群众性的田间劳作越来越罕见,传统山歌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阵地。因此,舞台化将成为白茆山歌等吴歌必然的存在形式。

朝着现代合唱的方向,吴歌正在探索创编多声部的新山歌。如:常熟市文化馆的冯雁原创的《舂米歌》;河阳山歌所在的凤凰镇组织专业编剧,先后创作了《嫂娘》《永远的拐杖》《肖家巷里喜事多》等新编河阳山歌剧;吴江区黎里镇文化体育站非遗负责人杨敬伟把《五姑娘》改编成二声部、三声部和五声部,以便适合多种场合的演唱。这些新山歌呈现出立体的表现形式,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。

吴歌最好的传承方式是进校园。十几年来,一大批山歌手走进中小学校园,口口相传这门古老的艺术,其中凤凰镇还编写了河阳山歌进校园的乡土教材。

山歌讲究的是原生态发声,强调本嗓演唱。吴歌进校园的授课者,除了本地的知名山歌手,更多的依赖音乐教师。师范专业毕业的音乐教师,多数采用美声唱法。所以,杨敬伟经常亲自出马,采用先唱新编山歌激发兴趣,再用传统山歌纠正发声、正本清源,老师在边上一起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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